“您真的要把这支笔也带走吗？”1968年深冬的北京监狱里，戴着镣铐的田汉忽然开口。收拾物品的狱警愣了一下，看到老作家枯瘦的手正按着那支脱漆的钢笔。这句出人意料的提问，成了这位国歌作者留在人间的最终对线日，湖南乡下的茅草屋里传出婴儿啼哭。这个取名田寿昌的农家孩子不会想到，自己六十年后竟成为国家标志的刻画者。九岁失怙的磨难，反而铸造了他骨子里的坚韧。舅舅易象从长沙带来的《新民丛报》，像火种点着了少年胸中的文艺热情。十四岁改写《三娘教子》剧本时，时任长沙师范校长的徐特立赞不绝口：“此子必成大器！”这份欣赏不只让穷学生免了膏火，更让田汉与同在该校就读的有了“师出同门”的根由。

  东京的樱花雨里，二十二岁的田汉捧着《宣言》彻夜难眠。在李大钊创建的少年我国学集聚会上，他总爱用湖南腔诵读自己新写的诗句：“咱们要做现代的关汉卿，笔杆子便是刺破漆黑的投枪。”1925年归国后，他的确成了文艺界的“关汉卿”——在上海大学教学时，他带着学生排演《名优之死》，硬是把京剧名伶的悲惨剧搬上现代舞台，引得鲁迅看完戏后握着田汉的手说：“你这是给旧戏曲开了天窗。”

  1935年的上海滩暗潮涌动。田汉被捕前夜，《风云儿女》剧组正为主题曲填词忧愁。监牢里的湿润霉味中，他借着铁窗透进的月光，在香烟盒上写下“起来！不肯做奴隶的人们”。这段阅历常被后人津津有味，却少有人知道，他其时已染上严峻的肺结核，咳出的血沫经常渗透稿纸。出狱后看到电影首映时，荧幕上聂耳编写的旋律让他热泪盈眶：“这曲子能让哑巴开口歌唱！”

  命运总爱恶作剧。新我国建立后，当田汉看着广场升起国旗、奏响自己作词的国歌时，他悄然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，生怕被人看见夺眶而出的泪水。作为首任我国剧协主席，他掌管改编的《白蛇传》引发万人空巷，周恩来总理看完表演后玩笑：“田老迈，你这是要让旧戏服都长出新时代的翅膀啊！”

  1966年的秋风卷走了一切诗意。造反派冲进剧协办公室那天，田汉正伏案修正《关汉卿》剧本。撕碎稿纸时，这位六十八岁的白叟忽然笔挺腰板：“你们撕得碎纸张，撕不碎关汉卿的魂！”这句咆哮成了他最终的反抗宣言。两年非人糟蹋中，最令他苦楚的并非肉体糟蹋，而是看着自己参加缔造的新我国文艺事业被任意蹂躏。

  1968年12月10日，当看守发现田汉蜷缩在牢房旮旯时，他布满冻疮的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。更令人唏嘘的是，这位用文字唤醒民族的作家，身后竟连骨灰都无处寻找。直到1979年追悼会，骨灰盒里只能放进他戴了三十年的圆框眼镜、写秃了的钢笔，还有那份泛黄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手稿。有意思的是，当年香烟盒上的笔迹已含糊难辨，但“行进！行进！进！”三个惊叹号仍然明晰如初。

  现在走进长沙师范原址，还能在徐特立纪念馆找到田汉的作文本。幼嫩的毛笔字写着：“戏文不是消遣物，当为万民开和平。”这份少年意气，竟成了他终身的注脚。从湘江岸的农家子到国歌作词者，从戏曲变革前驱到特别时代的受难者，田汉用生命印证了《关汉卿》里的台词：“玉可碎而不行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行毁其节。”